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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兰西帝国崩溃到法俄结盟这25年间,欧洲有德国‘称霸’的长期经验。没有发生任何奇灾大祸。没有一个小国遭到侵犯,没有一条邻国之间的边界被移动,没有一个王位被推翻,任何民族的或宗教的自由都没有受到威胁。”(第34页)

“在欧洲,征服的时代已经结束;除了巴尔干,也许还有奥地利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境以外,可以用政治上可能有的最大的把握说,我们现代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已经最后确定了。我个人认为,6大国之间不会再发生战争。”(第35页)

“德国是否应该开采阿特拉斯山坡的铁矿,并把它制成钢轨运往巴格达?这是现代外交的典型问题,清醒地考虑一下,它比旧世界的典型问题——是谁,是波旁还是哈布斯堡应该做西班牙国王的问题,要重要得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这类的问题,欧洲的青年正在受军训,人们正在造军舰,滥用税款。而可能关系到欧洲哪怕是一英亩土地的命运或者占有权的事情,都根本没有被提出来。即使这些问题用别的办法来解决,或者根本没有解决,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政治、宗教或社会生活都不会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第36页)

“德国麦尼斯曼兄弟公司可以有理由地夸口说,它已获得了开采摩洛哥的一切矿山的特别租让权,作为它在内战时期贷款给处境困难的苏丹的补偿。在巴黎和柏林为了调节冲突而举行的谈判中多次讨论过的那些条件证明,争论的焦点正是这一点。1910年的协定使冲突获得了‘解决’或暂时的调节。这个协定只有一条,就是德国金融界将同法国金融界一起,参与各种企业和公司,目的是通过建筑港口、修筑铁路、开采矿山以及其他公共工程来‘开发’摩洛哥。这个协定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而德国对法国外交和法国金融界的拖延日益恼怒,终于派遣‘金钱豹号’炮舰开往阿加迪尔,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前奏。我们从参议院委员会后来的调查中知道,如果凯约先生继续执政的话,这些谈判会有什么结果。他不仅会协调法国和德国的殖民利益,而且还会缔结一个包括法德全部关系的总协定。他开始谈判时所谈的各项条款都是经济性质的,其中主要的是建议法国金融界停止对巴格达铁路的,允许德国的有价证券在巴黎的交易所里开盘。凯约先生的这种大胆措施在法国的爱国者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中间引起的惊慌还没有被人忘记,而当1913年年底凯约先生回到政府时,它的余音在伦敦和巴黎都可以听到。他通过这些非正式的谈判,为改变法德的关系作了一个开端,如果凯约先生再当几个月总理,那不仅会改变法国的政策,而且会改变欧洲的政策。法国的爱国者焦急不安,担心他打算打消他们为1870年报仇的宿愿。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的保守党的报刊上攻击他,是因为害怕法国解决了同德国的争端,英国会陷于孤立。在阿加迪尔危机以后举行辩论的时候(1911年11月27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一句话里用的那些说法表明,我们的外交界同保守党报刊一样地感到恐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当时存在着法国可能被拉入德国外交轨道的危险。正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关心法国为了侵占摩洛哥在刚果给了德国多大的补偿,我们才愿意在必要时甚至用武力来支持凯约先生的继任人的比较不调和的外交。这大概是现代欧洲外交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事件。”(第38—40页)

“法国佩里埃银行不久前贷给土耳其政府100万英镑,土耳其政府愿把这笔款的第一期付款用来支付在纽卡斯尔建造的一艘巡洋无畏舰的费用。几天以后宣布,这家银行获得了士麦那到达达尼尔海峡的铁路的租让权,显然是作为佣金。我们虽然认为,没有商品的某种流动,资本输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阶级的社会学观点来看,我们终究应当在金融业务和简单的商品交换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对于投资阶级来说,在精密的信贷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贸易比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的简单交换更加有利。如果我们把威尔士的煤运往法国,去换回假花,那么资本可获得双重利润——英国煤矿老板的利润和法国包工头的利润。但是,如果我们贷款给阿根廷,让阿根廷用这笔贷款来买我们的钢轨,为了以后把肉类输出来卖给我们,以支付借款的利息,那么资本就会获得三重利润——英国炼钢工业的利润,阿根廷肉类商业的利润和英国银行家和投资者的利润。靠不劳而获的收入为生的阶级,对这第三种利润最为重视。发展这种需要上述信贷基础的贸易,即同较弱的债务国的贸易,就是帝国主义的目的。”(第73—74页)

“据马尔霍尔先生为《政治经济学词典》所作的计算,从1882年到1893年我国的国外投资和殖民地投资增长得异常迅速——一年增长74%。但是罗伯特·吉芬爵士举出了有决定意义的证据。他计算出,1899年我国同外国和殖民地的全部对外商品贸易的利润只有1800万英镑,而同年国外投资和殖民地投资的利润,据他计算有9000—10000万英镑。”(第77页)

“在他们[注:土耳其债券的持有人。——编者注]的背后是大使馆,而在大使馆背后是全欧的舰队,如果支付欧洲铁路公司或土耳其债券持有人应得的收入稍有拖延或迟疑,这些舰队在接到命令几小时以后,就会驶向土耳其的领海。一句话,就是运用外交和武装来保持的高利贷契约,这些契约是赫希男爵及其效法者靠行贿而同那些没有一个正派人愿意与之握手的土耳其大臣们签订的。”(第85页)

“文学硕士约·特·沃尔顿·纽博尔德的《被揭露了的军火托拉斯》(国民劳动出版社,曼彻斯特,1便士)谈的主要是关于英国军火公司的相互关系。普·乌·乌·的《军备和爱国主义》(《TheDailyNews》[注:《每日新闻报》。——编者注],1便士)全部是谈米利纳尔先生如何参与制造1909年的海军恐慌的事情。G.H.佩里斯的《做战争生意的人》(全国和平委员会,167,圣斯蒂芬大厦,威斯敏斯特,2便士)包括其他两本小册子中所列举的大部分事实并附有一些补充材料。这些都是以官方的确凿材料为根据的。”(第89页,注释)

“这是一个兴旺的康采恩。本世纪里,阿姆斯特朗的利润从来没有少于10%,而且股息经常达到15%。在克勒佐(施奈德)的法国大工厂有时甚至达20%。建造和装备一艘无畏舰会给接受订货的公司至少带来25万的利润。这样的收益是值得为之作一番努力的,而这些公司完全能够施加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仅仅阿姆斯特朗一个工厂的股东名册上就有60个贵族或他们的妻子、子女,15个从男爵,20个骑士,8个议员,5个主教,20个陆海军军官和8个新闻记者。在和这些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人中,在去年夏天,有2名自由党的大臣,1名高等法院的法官和2名议会反对党领袖。有趣的是,这些股东名单同海军联盟和全国军人联盟的登记簿是相符合的。”(第90页)

“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在帝国国会里,还有克虏伯公司的首脑,都曾经讲明了真正的事实。议会宁肯相信米利纳尔先生。结果,马肯纳先生计算出,德国到‘危险的时刻’即1912年3月,将有17艘无畏舰,并根据这种情况修改了自己的计划。巴尔福先生甚至预言,德国将有21艘或25艘战列舰。后来的事实证明,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说的是真话:当这个时刻来临时,德国拥有9艘。这场恐慌使我们花了4艘‘定员’无畏舰的钱,这个数目虽然不算大,但是它却把欧洲的怨恨和不信任的气氛加剧到了无法用任何数字来计算的程度。”(第91页)

“买卖军火的公司的国际关系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讽刺主题。从表面的事实中就可以作出必然的评论,这些事实在这里将得到毫不夸张的叙述。资本是没有爱国心的。德国的一家著名的公司受法国经理领导。德国公司在重建作为德国海军敌手的俄国舰队。不列颠公司在意大利设有分公司,这些公司建造的正是人们称之为我们的敌手的意大利无畏舰。所有主要的武器制造公司——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美国的——都加入了诺贝尔托拉斯,不久前还加入了哈维公司。有一段时期,法国的施奈德公司和德国的克虏伯公司联合成一个辛迪加,来开采阿尔及利亚温扎的铁矿。”(第92页)

“在全世界,这些集中的、坚决果断的、消息灵通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压倒比较分散的、不大好集中领导的拥护裁军和和平的力量。靠军备和战争发财的人数,和文明世界的总人口相比,是比较少的。但是他们个人的能量却很大,他们是同把帝国看成是自己的子弟飞黄腾达的场所的‘上流社会’以及把帝国当成是投资场所的金融界联合起来活动的。”(第93页)

“在这种影响下,自由党就成了帝国主义者的政党,并且以罗斯伯里勋爵、后来以爱德华·格雷爵士为其对外政策的唯一可能的领导者。罗斯伯里勋爵同路特希尔德家族结了亲,正是路特希尔德的影响造成了对埃及的占领。”(第105页)

“那就不会同法国决裂,而诚意协定就可能早20来年签订。欧洲的军备就不会那样地压倒一切,俾斯麦的外交也就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而最主要的是,那就决不会缔结那样一个用法国的黄金去填满俄国专制君主的国库、从而使欧洲最残暴的专制制度万古长存的同盟了。”(第108页)

翻过一页来就会看到,‘建成了一个有13个球穴的高尔夫球场’。金矿、监狱、营房、用公共资金给欧洲人建造的洗衣坊,以及高尔夫球场——这就是我们的文明工程。但是一所学校也没有办。”(第127页)

“换句话说,不管什么党执政,担任外交大臣的总归是帝国主义者,是《TheTimes》[注:《》。——编者注]、西蒂和保守党可以无条件信赖的人。激进派担任外交大臣的机会,并不比罗马的天主教徒当官的机会多。‘继承’主义意味着,外交事务实际上已经从政党政治的范围内取消,它在今天只受统治阶级的影响,也就是说,只听从出入宫廷和上流社会的、把军队和文职看成是固定给自己家族的职务、把不列颠诸岛以外的世界看成主要是投放自己过剩财富的场所的那些人的意见。”(第132页)

“更重要的是,下院对于条约无能为力。如果条约中没有财政条款,那就不一定要提交给议会,而在这些条约没有最后签字、批准和公布以前,是不可能对它们进行任何讨论的。这样的后果还表现在秘密条约对我们的约束并不下于已公布的条约。某一届不列颠政府正式签订和批准的秘密条约,约束着它的继任人。在理论上,国王和他的外交大臣在自己的内阁同僚的同意下进行工作,有权代表诸岛上的4000万他们治理下的臣民,担负起最重要和最重大的责任,而无需征求他们选出的代表的意见。”(第137—138页)

“在这些信件中公开承认,首相约翰·罗素勋爵完全不能控制帕麦斯顿,帕麦斯顿经常没有得到整个内阁甚至内阁首脑的授权就决定重大事务。他甚至做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不仅违背社会舆论的意愿,而且甚至违背女王和自己同僚的意愿,完全由自己个人负责地承认发动了coupdétat[注:政变。——编者注]的路易-拿破仑。对于撤换帕麦斯顿的建议,约翰·罗素勋爵总是回答说:如果把他撤换了,他就会进行报复,去参加反对派,把政府推翻。下列事件说明这种担心是完全有根据的。帕麦斯顿终于在1851年12月底不得不辞职。但是在1852年2月他就把自己过去的同僚推翻了。一个无法免去某一位大臣职务的内阁,就应当同意让他有行动的自由。”(第143—144页)

“另一方面,她[注:女王。——编者注]经常来往的世界是君主和政府的世界。她看不到民族也不承认民族。对于在1848年和1860年之间发生的并造成了意大利民族的那些巨大动荡,她除了认为是撒丁对奥地利的一系列进攻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出来。”(第148—149页)

“必须灌输普遍而根深蒂固的怀疑情绪,使人们对那些热烈的言词和华而不实的抽象概念都能本能地反问一句:‘你们所谈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贷款、租让权或经济利益范围呢?’这样的任务不是我们的那些专门宣传和平的人所能胜任的,有时甚至不是他们所能了解的。”(第160页)

“他今天高谈裁军和仲裁,而明天就会为这样的党工作:这个党对于保持着外交和金融的现代联系的大承包人和银行家的依赖,恐怕不下于自己的敌手。为了和平而进行的教育和组织工作只有社会主义政党才能胜任,而且只有它们才是永远会齐心一致地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第161页)

“现代帝国主义者不是把自己眼光集中在‘阳光下的地盘’。它正在寻找新的国家‘来开发’,寻找大有可为的地区,那里有未经开采过的矿藏、没有耕种过的土地、没有设银行的城市,没有铺设铁轨的道路。这就是它所渴望的机会。它乐于不用征服而获得它们,它不希望战争。它的理想就是把它们圈起来作为经济利益范围,它可以在民族垄断的基础上在其中投放自己的资本。

“民主派只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类建议上面,特别是集中在建立常设的外交政策委员会上面,才能指望对决定和平和战争、制约军备扩张、限制我们为世界人道事业服务的可能性的那些因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217页)

“从1854年到1906年西蒂是俄国的。1906年的借款是在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演说作出暗示以后,是在《TheTimes》[注:《》。——编者注]发表了几篇显然是在别人授意下写的、推测当时正在谈判的政治协定将会签订的文章以后才贷给的。金融和外交互相效劳,在现代世界里它们是相互需要的。对于同债务国打交道的外交来说,它的巨大的支柱就是认识到它实际上握有富裕国家的输出资本,这种资本它可以贷给或者扣下来不贷给。如果某一个大国或者大国集团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保持哪怕是只有几年的垄断地位,并且有意识地加以利用,以达到政治的目的,那它终于会使俄国、中国、土耳其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听从自己的意志。”(第221页)

“俄国是软弱的,因为它同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共和国一样,完全要靠自己在西方市场上的声誉。它的大部分借款都得向国外举借。俄国本国的资金甚至不能保证自己城市里的市政企业。它那些尚未开采的煤矿、铁矿和油田正等待着外国资本去开发。如果我们能稍微设想一下,假如我们不得不通过德意志银行来发行自己的统一公债,假如曼彻斯特不得不向柏林借款来建造自己的电车,假如南威尔士的煤矿不得不力求得到汉堡某个金融家的好评,德国的意见对我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那我们也就会大致地明白,为什么英国人的好评对俄国政府具有意义和有多大的意义。信用是一件微妙的事情。只要在英国投资者看来,俄国是一个对我们自己有危险的敌对的帝国,或者是一个受着革命威胁的不稳固的专制政府,那么,俄国金融家向西蒂提出自己的建议就总是徒劳无益的。小心谨慎、爱国主义和人道都是不利于他们的。当保守党的报刊主张亲善,当《TheTimes》不再以显著的地位刊登贬斥这个专制政府的报道,当大家都知道关于波斯的协定正在签订的时候,有产阶级的观点开始改变了。改变态度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秘密。爱德华·格雷爵士宣称,为了重建欧洲的均势,必须恢复俄国的大国地位。译成普通的话来说,就是我国的外交需要俄国的支持去反对德国,而法国力求和解并进行了调停。1906年的最初几个月是俄国财政的紧要关头,而这时也正是它的宪法发展中的紧要关头。正当俄国力图从西欧获得1亿贷款的时候,该进行第一届杜马选举了。宪法依然是一纸空文。一切取决于杜马是否能维护自己的权威,是否能把官僚制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自己成为俄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做到这一点,它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它应当控制住国库,而这在当时就是要控制这笔外国的贷款。如果贷款在杜马开会以前签订,那到杜马开会时,官僚制度就已经拥有充足的军费了。在那几个月或者说几个星期里,欧洲的舆论成了俄国命运的潜在的主宰。它公开表示自己同情立宪运动,并且能够使这种同情见诸实效。俄国的自由派(立宪人)和社会党人一起,坚决主张借款首先要得到杜马的同意。这样做,会推迟两三个月,但是议会的多数派就能迫使已经对自己的让步感到后悔的沙皇接受他们的条件。自由派和社会党人只要在选举中一取得压倒的胜利,就可以对沙皇的大臣们说:‘我们得到俄国的支持,我们也得到欧洲的支持。你们的国库已经空虚,你们的贷款已经用完。如果你们承认我们有责任政府的充分权利,我们就同意你们的捐税,批准你们的贷款。如果否认我们的权利,那我们相信,无论在伦敦还是巴黎,你们都找不到钱来解脱你们的困境。’但是,在1906年3月,巴黎和伦敦已经给了一大笔贷款,而到5月杜马开会时,杜马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用不着害怕俄国、也用不着对欧洲期待更多东西的政府了。欧洲使它已经能够给自己的哥萨克发饷。我们对沙皇关闭金融市场有两代之久,而我们这次开放金融市场却早了3个月。如果我们能象俄国的自由派报刊向我们要求的那样,等过这3个月,那么,进步的政党大概就会胜利了。哥萨克没有金融家作后盾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但是,如果外国银行已经先满足了专制君主的需要,那么不管什么议会也不可能有效地利用预算这个传统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取决于伦敦了。疲于支持俄国不稳定的混乱局面这副担子的巴黎的银行,提出了支持这种贷款的条件,就是要英国的银行也来分担这付有利可图的担子。为获得杜马的批准所必需的短时期的推迟,取决于英国的银行。可以说,‘生意就是生意’;不能指望银行家在有人要给他一大笔贷款佣金时,他会考虑自己的行动对别国人民的自由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第225—228页)

“我们进行了种种的收买,但是既没有能买到俄国的忠诚,也没有能阻止俄国向我们的对手德国卖弄风情。然而,当时所有的牌都在我们手里。德国可以为俄国做许多事情,唯独不可能借钱给它。如果当时我们在贷款以前提出条件,甚至停止黄金的流动,我们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俄国的政策了。如果当时法国支持我们(而我们在摩洛哥危机时是得到它的支持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俄国说:‘如果不撤出波斯,就不再给钱了。’归根到底,对俄国来说,波斯终究是奢侈品,而钱则是必需品。”(229)

“欧洲表现出了或假装表现出某些没有多大效果的努力,来制止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这些努力失败了,因为是不真诚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俄国不仅没有设法防止战争,而且事实上策划了战争,指使建立巴尔干联盟。就在它参加列强的共同行动,宣布不允许任何一个同盟国保持侵占的领土的同时,它却在关于瓜分的条约上盖了自己的印,并且充当瓜分领土时的仲裁人。这种两面手法也就使得列强的任何共同行动都不能产生效果。如果当时禁止法国的银行拨款给交战国,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可以防止的,但是没有人禁止法国的银行这样做,因为俄国有另外的想法。”(第230—231页)

“另一方面,那个叫作债役的制度,流行于整个拉丁美洲,而这种制度借以起作用的资本往往是外国的,有时是英国的。这在墨西哥和巴西,也许在南美所有比较落后的共和国里已成为一种常规。受害者通常是土著人,有时是白人或摩拉托人,他们陷于对种植园主或商人的债务依赖关系,而根据拉丁美洲的关于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法律(没有TruckActs[注:关于以实物支付工资的条例。——编者注]),在他们还没有还清债务以前,实际上是种植园主或商人的奴隶。但是债是永远还不清的;帐是由种植园主记的。在这种显然伪造的债务的掩盖下,买卖奴隶,消灭整个整个的村庄,有土地的农民沦为农奴,整个整个的部落被赶到遥远的地区去受压迫。儿童被买卖,年轻的妇女沦为职业娼妓。所有这一切都是拉丁美洲文明的典型表现。但是渗入这些国家的外国资本能适应周围的环境,它在墨西哥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它把懒散的西班牙地主所采用的比较懈怠和没有效果的剥削,变为一种范围宽广的积极的制度,而在实行这种制度时,其残酷程度和规模远远超出了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这种情景并不是欧洲的民主派可以无动于衷、等闲视之的。如果墨西哥人或者巴西人建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不管这个制度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显然应当让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地发展。对于纯粹墨西哥的祸害,墨西哥人自己必定会找到办法来医治。但是用我们武库中的资源武装起来的欧洲金融家出现了,他们在我们的旗帜的庇护下,在我们的威信的掩护下,进行着征服和剥削。”(第236—237页)

“如果拿英国和德国在20世纪用来扩充军备的费用的总额来看,那么,其增长额可以粗略地大致分列如下:50%或者稍少一些用于解决谁来剥削摩洛哥的问题;25%或者多一些用于争夺建筑到巴格达和更远一些的铁路的特权;25%或者多一些用来解决那些前途悬而未决的问题,即非洲的葡萄牙殖民地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问题。其次,划分势力范围对于遭到瓜分的国家的民族生存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厄运,而且还同样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帝国的责任重担。波斯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鲜明的例证。爱德华·格雷爵士显然不愿在事件的进程逼迫下对管理不列颠的势力范围担负任何直接的责任。他的决定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俄国随时都可能使这种决定不起丝毫作用。”(第246—247页)

“这有利于向国外输出资本的整个阶级。但是,如果忽视或低估工业的直接利益,那是愚蠢的。这是在政治界扎下了深根的利益,正如米利纳尔先生的功绩所表明的,这是格外有生命力和有生气的利益。如果政治生活今后也将沿着这条路线发展,明天要是发现自由党的资金不是投入马可尼的企业,而是投入克虏伯的工厂,那该是最大的丑闻了。”(第267—268页)

“如果认为,既然承认了共同行动至上的原则,就会立刻造成和谐和导致军备的缩减,那当然是愚蠢的。但是它会立即造成以下的结果:会给文明世界的意识树立一个道德标准,会提供一个考验任何政策是否忠诚的客观准绳,而最主要的是,会建立一个可以把拥护和平的各方聚集在一起的共同基础。它会使欧洲的紧张局势逐渐缓和,使现有的联盟逐渐削弱,渐渐地造成这样一种气氛,使缩减军备的建议,也许还有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委员会来解决全欧问题的计划,至少能够成为讨论的题目。”(第293页)

“人们不愿意相信,那些使各国分开的利益实质上是卑贱的、自私的。我们用伟大的抽象的字眼把这种利益装饰起来;我们唤起对英雄时代的回忆。我们一直在拿过去的均势的神话大做文章,一直要使自己相信我们的家园处在危险之中,我们的信仰和自由受到威胁。但这些是旧世界的恐惧,在今天,它们如同马尔波罗和威灵顿显灵一样是不现实的。今天,列强进行斗争完全不是为了争取有切身重要意义的东西,不是为了争夺关系到我们的家园和我们日常生存的东西。群众的浪漫主义的感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狡诈的现实主义。”(第315—316页)

[162]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对亨·诺·布雷斯福德的《钢和金的战争》一书作了评价,并利用作者列举的事实来揭露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35页)。本笔记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摘录的。——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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